2022年和2023年作为未来五年的开局之年和面对前所未有困难与挑战、攻坚克难的起步之年，其宏观经济指标及相应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确定和达成，对实现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看到我国仍处在成长上升期，发展仍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

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这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战略环境的重大判断，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和认识。这些都加大了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一起一体论述并部署，使我们对科技教育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第四，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认为，制约要素流动与统一大市场构建的最深层次障碍在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过于强调GDP增长、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

二是实施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例如继续降低短中期无风险利率。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大型经济体，但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大市场存在各种要素流动障碍与市场分割，从而不能充分发挥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外部需求变得不太稳定、不太可靠。不难看出，人民币的新三位一体策略有助于克服旧三位一体策略的固有缺陷，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加稳定、更可持续地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跨境套汇与套利交易的驱动，从而在汇率升值预期逆转与境内外利差收缩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速度显著放缓。在长期性停滞背景下，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例如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及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

第三，从开放领域来看，我国应夯实自贸区与自贸港内涵，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素来具有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的特征。展望2023年，我国保持经济稳健发展的潜在动能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明：我们必须看到，10月份尽管宏观经济增长总体向好，但也存在不少隐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双双下降，进出口同比增速双双由正转负，制造业与服务业PMI均低于50的荣枯线，PPI同比增速由正转负，M1与M2同比增速双双下降。在全球生产链变得更加区域化与本地化的前提下，如何确保中国在亚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生产链龙头地位就变得至关重要。

因此，如何促进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大以及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升级，就变得尤其重要。例如，如何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如何通过收入再分配纠正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失衡？如何缓解收入方面的地区差别与城乡差别？如何实现房住不炒与建立房地产常态化调控机制？如何促进解决了中国80%就业的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等。问：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但在此过程中，中国央行仍有必要保留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防止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加剧国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上述指标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导致当前经济增速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因此，如何实现国内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

一方面，只有让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分好蛋糕之前，最大程度地做大蛋糕。因此，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机制。

2023年，我国将有望出台一系列宏观或行业政策来保持经济稳健发展。这是针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对之前中国实施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调整。六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政策可能继续优化。在2010年至2015年，中国政府通过鼓励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大力发展以香港为代表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中国央行与其他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的旧三位一体策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问：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等复杂背景之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该从哪些领域着手？ 张明：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要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建议从以下四个领域入手： 第一，从贸易领域来看，我国应抓住全球产业链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发生调整（缩短与区域化）的时机，进一步强化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核心位置，尽可能维护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在强化产业链核心位置的过程中，我国应注重发挥两个雁阵模式的优势：一是国内的雁阵模式，也即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为雁头,以中三角与西三角为第二梯队，以国内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次序发展模式。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个关于促进国内要素自由流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文件。

不难看出，上述三方面工作是从不同层面出发来塑造国内大循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是从需求层面出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是从供给层面出发，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是从制度与基础设施层面出发。而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就必须改变其政绩考核体系，适当淡化GDP增长与公共预算收入等指标，将要素市场化定价与跨区域流动等指标纳入其中。

只有做到这一点，我国才能充分发挥国内超大市场的优势，吸引全球范围内各类优质要素流入，实现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目的。在后者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吸引民间力量的参与，提高市场化程度，这样既能降低特定国家对这些多边机制的怀疑与抵触心理，又能够增强这些多边机制发展的可持续性。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指数出现了大幅波动。近期，我们已经看到了针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放松，这有助于缓解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行。新三位一体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也可以和贸易层面双雁阵模式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贸易与金融目标的相互联动与相互促进。

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意味着再靠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进步愈发困难。自身体量上升之后，再靠外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变得有些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只有构建起具有足够规模与深度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才能更好地支撑我国企业构建横向成团、纵向成链的产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向全球拓展。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以对外开放来促进对内改革（以外促内）。

例如，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重新提高至3%以上，发行更大规模的地方专项债，加大国债发行规模，继续实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从需求层面来看，这意味着要努力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

第二，从金融领域来看，我国应通过新三位一体策略来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立足当前国情，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您觉得应该如何理解其深刻内涵？ 张明：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融入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经济体量的放大，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正在由第二产业与投资，切换至第三产业与消费。在此背景下，2020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创建以内循环为基础、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旦2023年中美元指数出现趋势性回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显著反弹。问：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方面，您认为未来的主要发力点何在？ 张明：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意味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另一方面，作为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结果，中国经济体量迅速上升，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中国GDP总量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三。双雁阵模式的构建，既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亚洲地区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提升亚洲产业链的完善程度与自生能力。

国内金融市场的加速开放，有助于引入更多高水平的参与者、更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实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